张国焘为何骂刘少奇是“功狗”

毛泽东骂张国焘是猪八戒,张国焘骂刘少奇是“功狗”。

话说当年在延安,有一晚大家去看戏,戏演的是“唐僧取经”。

毛坐在那里,志得意满,心情很好。忽而竟因戏中的情节触动了他的妙思,他对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自问自答:“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

说着,他努了努嘴,指着坐在他左边仅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

张闻此言,实在忍无可忍,哐当一下站了起来,向剧场外走去,回过身来骂道:“无耻。”

毛面不改色,静穆地坐在那里看戏。

只听见又是哐当一声响,一个身材高挑的人从座位上腾地站起来,追尾着张的背影厉声喝道:“你住嘴!”

众人睁眼看去,此人正是刘少奇。

毛为什幺这样当众污辱张呢?一句话:“宿恨难消。”

当年,同在北大,张是堂堂北大学子,活跃并知名,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而毛不过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图书馆管理员。当张积极组织读书会、演讲会,出刊物时,毛在那里整理架上的图书和报纸,填写新书卡片。毛知道有张,张不知有毛。

中共建党之后,张的地位也始终居于老毛之上。一大时,陈独秀并没有到会,会议的实际召集人,组织者就是张,而毛不过是一名普通与会代表。一大结束,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李达是宣传部长,张为组织部长,是位列三甲的领导人之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毛则没有被委以任何要职,回到湖南地方上工作。从一大到六大,虽是党内是非斗争不断,人事更迭频繁,但张始终占有极高的地位,即使不是政治局常委,也是委员,而毛不过是候补委员(三大例外)。

这个比他年轻、长着四方脸(笔者注:有点像日本电视剧里的那个车寅次郎),他打心眼里看不起的北大学生仔总是压着他一头。

最为严重的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毛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只有1万多人,啃树皮,吃草根过来的,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缕,比叫化子还不如。而张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人多枪多,兵精粮足,咄咄逼人。其时之张,不要说是自立中央;通揖毛、洛、周、博;真要是狠下心来,拿下毛、洛、周、博,取而代之,也是易如反掌的。

不过,张始终下不了决心,主要是担心在共产国际那儿无法交待。最根本的还是他的心肠不够黑,手段不够狠。

毛曾经是那幺地恨他又怕他,不得不让周恩来将红军总政委的宝座让了出来给张坐。

毛后来回忆说这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凶险的时刻。

既然给他带来最凶险的危机,当然就是最凶险的敌人,这怎能不令他刻骨铭心。

曾几何时,张南下打了大败仗,由红四方面军组成的西路军全军覆没于祁连山麓,张的几个亲信将领如黄超、李特之流也被打成托派杀了。

如今,他,毛泽东,昔日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是毛主席了。终于可以对昔日神气活现的北大学生崽、昔日人多枪多、威风八面的张主席肆意“加辱”了。

在毛的字典里是从没有尊重对手,尤其是尊重对手的人格这个概念的。得胜了的毛不仅有恣意发泄的快感,又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观念。所谓“给出路”、“允许改正错误”都是虚伪的托辞。毛对被打倒了的敌人和对手是从来不发慈悲的;从不沽小名钓小誉;从来主张要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的。

毛这个人啊,坏的太彻底了。

虽说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其实常常是“人不犯我,我也犯人”,还要加上两句“我既犯人,一犯到底!”

此前,张已经“认赌服输”了,也已经对老毛表示了臣服。他虽常以“凤凰落架不如鸡”、“虎落平阳被犬欺”自嘲,但也常以“人在矮檐下,不可不低头”自戒。

可是,他毕竟是一个出生于大地主人家的知识分子,理智告诉他要服软,性格却常常违反理智不肯服软。他做不到事事、时时服软;尤其做不到像一只狗似的服软。一不小心,他那根知识分子的桀骜不逊的狗尾巴就翘起来了。

倘若此时,张能有韩信忍“胯下之辱”的气量,对老毛说“主席教训得极是,我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那幺老毛或许能对老张网开一面。

可是,张还是不能忍,终于爆发了。

“忍”字心上一把刀,不好忍啊,尤其难在贯穿始终。往往是许多时候的许多事情都忍了过来,天大的事情上也都忍过来了,最后却在一件芝麻大的小事情上不能忍了。前功尽弃,枉为了半世修行,实在可惜。这却是历朝历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改不了的老毛病。

面对张的反抗,满场大员,并无一人站出来说话。就连毛本人都未来得及变态作色,或许他自己也会感到刚才的话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当此寂静之时,谁家裤子掉了下来。

此人就是刘少奇。文革中红卫兵常常将他的名字写成“刘少狗”!

不错,张是骂人了,可毛也骂人了,而且毛骂人在先,当着这幺多人的面,在这样看戏娱乐的大众场合,用如此尖酸刻薄的比喻,随意凌辱一个正在受批判,已经低头认错了的共产党的曾经的领导人之一。

毛实在太过分了。

人非草木,人非猪狗,有几个人能受如此羞辰?何况张。

张的嘴薄如纸,毛的嘴比纸薄。

但这是毛、张之间的事,你刘少奇大可不必跳出来的。

帮凶、打手、抬轿子,吹喇叭,凡一集团,一单位,老总的周围总少不了一些人格低下的人。

可这些人也分三六九等,各有各的道德底线,什幺时候该出手,也是各有各的算计的。

这时候,周恩来为什幺不出手,张闻天、博古、任弼时、王稼祥、朱德都没有出手,唯独你刘少奇跳了出来呢?

所以嘛!周、张、任、王都当不了接班人,只有刘少奇当了接班人。

毛淫威在前,刘助纣在后。

张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就找了个“祭黄帝陵”的机会只身逃离了陕甘宁边区。

共产党在大陆胜利后,张国焘躲在香港,写书回忆,赚取点生活费。对昔日的同事和战友,当今的共产党政要们,骂是要骂的,但总的说来,还算客气,也比较客观。唯独提到刘少奇时,他骂道:“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功狗。”

这也是当年延安看戏一幕的宿恨难消。

“功狗”的发明权属于汉高祖刘邦。

刘邦打得天下后,封萧何为“赞侯”,食邑8000户,地位最高,待遇最厚,于是引起一些将军不服气。

他们说:“我们的功劳都是拿脑袋换来的,箫何仅凭一张嘴,一枝笔,说几句话,写几个字,地位反倒比我们高,凭什幺呀?”

刘邦说:“你们见过打猎吗?有一种狗是专门用来在猎场上追赶野兽,并将它们叨了来的。谁能说这些狗没有功劳呢,当然是有的,可称为功狗。可是指挥功狗的人有没有功劳呢?当然功劳更大,那就是功人。你们哪!都是功狗,萧何才是功人。功狗怎能与功人相比呢?”

将军们听后,这才知道他们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不过是一条狗而已。尽管伟大领袖污辱了他们的人格,却一个个都夹着尾巴不敢作声了。

从此,“功狗”一词就在中国政坛流传,专指那些虽有功劳,但人格低下的人。

按说,刘在毛手下,虽不是一个独挡一面、领兵打仗的将军,却也不是一个只会干些下贱力气活的人。刘也是满腹经纶的,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都属于大着作,精妙得很。刘长期从事白区工作,有自己庞大的山头,在中共内部占据很重要的位置。毛铲除政敌,也得力于刘的助手。从各种角度上,刘都不应该属于“功狗”类型,而是“功人”。有人甚至将刘、周、朱比作汉初三杰,而刘对应的角色就是萧何。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即人格的角度,刘吹喇叭,抬轿子,堪称能手,看毛眼色,品毛之意,衔毛之命,追人咬人整人的事干得确实不老少,如延安时期狂整张国焘、张闻天、王明、博古,甚至周恩来、柯庆施也挨过他的整,从这个角度上看,他还真就是一只“功狗”。

对此,挨整的张有切身体会,所以才会说出如此精妙的判语。

多少年来,张的“叛徒”是铁论。

还幸灾乐祸地嘲笑他晚年孤独地生活在加拿大科伦多的养老院中是晚景凄凉,说他在一个冬天的夜里,睡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被子从身上掉下来了,却无力去捡起,就这样被冻死了,是叛徒的可耻下场。

今天来看,张最后的决策还算是聪明的。他如果不走,苟活至文革,很可能就被红卫兵打死。

虽说最后他以八十岁高龄在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中冻死(编者按:曾有网友证实张国焘冻死是谣传),那也是好死,比刘之死得幸运多了。

他还比刘少奇多活了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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